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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即1985年的春天，纽约市的工会酒店工人面临着充满变数的未来。当时，我们在纽约市的《全行业协议》即将到期，而与酒店行业的谈判进展却十分不顺。 

我们的工会已竭尽全力，试图达成一份良好且合理的协议，但资方却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酒店行业执意要求大幅削减员工福利，并向工会提交了一份包含30多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要求酒店员工自行承担部分医疗保险费用、放弃部分病假福利，以及在各酒店内部强制推行“彻底的岗位灵活调配与互换”制度。

1985年4月，《酒店之声》（Hotel Voice）报道称，时任HTC主席Vito Pitta说道：“此次谈判的核心，并非金钱问题。酒店业目前正处于盈利状态，完全有能力为我们提供大幅加薪。然而，少数酒店业主却认为，眼下正是彻底摧毁工会、从而得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绝佳时机。” 

1985年6月，由于谈判陷入僵局，且毫无解决迹象，我们的工会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决定。自20世纪30年代成立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们的工会号召纽约市的酒店工人们举行全市范围的大罢工，集体停工。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985年的那场罢工都绝非易事。当时，根据法律规定，罢工工人必须苦等七周，才能申领失业救济金。我们的工会仅有一笔微薄的罢工基金，仅够我们每周发放50美元的罢工补助。在纠察线上坚守数周之后，基金便开始捉襟见肘。尽管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困境，我们的工会成员依然团结一心、坚定不移。1985年6月，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同时也是Palace酒店的一名糕点师说道：“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账单等着去付，但我会坚持到底，直到我们取得胜利。” 

经过长达26天的纠察抗议，资方终于撤回了其提出的让步要求。我们得以在1985年的罢工中凯旋而归，尽管最终达成的合同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包含了大幅度的工资上调、养老金的增加，以及奖学金基金和预付费法律援助基金的设立。 

“在85年的那场罢工期间，我还是Grand Hyatt酒店宴会部的一名新任工会代表第6地方工会俱乐部分会的原区域总监Lynn Hoffard回忆道：“Grand Hyatt酒店是当时少数几家签署了‘同等待遇协议’（Me-Too agreement）并坚持在罢工期间照常营业的酒店之一。这是工会采取的一项明智的战术策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资源集中起来，全力应对那些拒绝达成公平协议、顽固不肯让步的酒店。我和同事们下班后，都会加入到罢工者的行列中，一同站在纠察线上抗议。我们几个人还凑了一笔钱，装满了一整辆面包车的汽水，送去分发给罢工的工人们。这是我们为这场斗争贡献力量、并以此鼓舞前线士气的一种方式。” 

1985年的那场罢工，是我们工会近百年历史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之一。试想，如果当时工会旗下的酒店工人们向资方提出的所有让步要求全盘妥协。如果他们在纠察线上表现出的决心与毅力稍有动摇。那么，无论对于他们自身，还是对于未来的几代酒店工人而言，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尽管距离正式开启劳资谈判尚有数月之遥，但我们已着手为可能发生的罢工做准备——以备不时之需。诚然，做出罢工的决定绝非易事；然而，若想最终赢得一份强有力的劳资协议，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必要时，我们要敢于坚持长期罢工，并对资方施以更为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