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英雄的去世：露絲·巴德·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
2020年10月14日 下午2點22分
撰寫自主席 Rich Maroko
在9月18日星期五，隨著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的去世，我們的國家失去了一位有傑出法律頭腦和孜孜不倦的平等倡導者。金斯堡大法官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律師、婦女權利的捍衛者、也是脆弱美國人的堅定捍衛者。
她認為，我們的憲法、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僅對富人和強者的權利，也是所有人的權力。作為律師，後來擔任最高法院自由派系的負責人，金斯堡大法官繼續為擴大民權而戰，無論一個人的種族、性別、宗教、移民身份、或性取向，她一直在與正在反對這一主張的保守派作辯護。
金斯堡法官明白，真正使美國變得強大的是賦予所有人一個使未來更好的法律。正是這種對憲法和法律的看法激發了我成為律師的意願。我要以感激、深切的悲傷、和欽佩之情向她對我們對國家和我們的會員所作的貢獻表示敬意。
司法打破了玻璃天花板
金斯堡大法官出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她的父親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母親是波蘭移民的女兒。長大後，金斯堡法官親眼目睹了美國新移民所遭受的偏執、憎恨、和見證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所遭受的痛苦。她看到他們為了孩子們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在這邊忍受歧視、工作中的剝削、被忽視、和貧窮。與多數美國人不同的是，金斯堡法官沒有忘記她來自哪裡。她意識到她的父母和祖父母與今天來到我們國家的父母沒有什麼不同。她奉獻了一生，確保那些來我國改善生活的移民在法律下享有同等的保護，致力結束自我國成立以來一直遭受的殘酷迫害。
金斯堡大法官從羊頭灣的詹姆士·麥迪遜高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畢業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後來又在哈佛大學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就讀，在那裡大約在500名男性中只有9名女性，她是那9名女性的其中之一。她轉到紐約市的哥倫比亞法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並獲得了法律學位。儘管金斯堡大法官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但她畢業後仍然很難找到工作。在法律領域，男人佔據了主導地位，基於性別的歧視仍然是合法的。因此，法律界被男士完全主導。在1960年，她因是一名女性而被當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拒絕擔任書記官的職位。在1963年，當她被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聘為教授時，她的薪水低於其他男同事。
婦女權利項目的創新法律策略
在1972年，金斯堡法官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共同創立了婦女權利計劃，她制定了一項巧妙的策略來擴大我國的婦女權利。金斯堡法官沒有說服法院徹底消除性別歧視（本質上是參與美國不斷發展的婦女權利革命），而是逐一處理了具體具有的歧視性的法規。而且，金斯堡法官了解了自己所處時代的偏見以及之前將要爭論的男性法官的偏見，因此尋找了基於性別歧視男性的案件。
金斯堡法官在最高法院Frontiero訴Richardson案（Frontiero v. Richardson）的第一宗案件中作辯護，Sharron Frontiero上尉為其丈夫Joseph Frontiero申請美國軍方獲得配偶利益時因不同要求所受到差別待遇。Frontiero上尉曾在美國空軍工作，並為其丈夫申請了醫療和住房津貼。Frontiero一家需要出示Joseph在經濟上需要依賴妻子的證明，但男性服役人員卻不需要為妻子申請福利而出示類似證明。當他們提供不了證明時，Joseph被拒絕給予配偶福利。當時的律師金斯堡辯稱，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Joseph Frontiero因其性別而被拒絕相同的待遇。
最高法院對Frontiero中尉和她丈夫的案子以8票比1票勝出，並宣布軍事津貼不能根據性別進行不同待遇。該裁決進一步推動了軍隊內部爭取性別平等的鬥爭，金斯堡大法官正在努力確保根據法律對美國婦女實行平等待遇。在1973年至1976年之間，她在最高法院提起的6個案件中贏得5個-每個案件都建立在最後一個案件的基礎上。
在席上繼續爭取平等權利
在1980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提名金斯伯格法官（Ginsburg）進入美國上訴法院（D.C. Circuit）。十三年後的1993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將她提升為最高法院級別。她是美國最高法院第二任女性。
在替補席上，金斯堡大法官在發表法院的意見和她的異議時都繼續與性別歧視作鬥爭。她最著名的異議之一是2007年的Ledbetter訴Goodyear Tire＆Rubber Co.案。原告Lilly Ledbetter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提起訴訟，指控其受到性別歧視。在Goodyear工作了19年後，Ledbetter特發現自己的薪水比做同樣工作的男人低數千美元。儘管她向法院證明了她是歧視行為的受害者，但最高法院還是對Ledbetter做出了裁決，裁定她的申訴被禁止了。法院裁定，Ledbetter和未來的工人必須在受到非法歧視發生後的180天內提出指控，即使她們尚未意識到歧視的行為。該決定既顯示了缺乏的常識，又降低了工人階級的正義水平，使的員工在本已困難的歧視主義環境裡更難取得勝利。
在她的異議中，金斯堡法官稱最高法院的裁決“完全與國會旨在保護第七章的強有力的保護免受工作場所歧視的主張相抵觸”，並呼籲國會撤銷法院的裁決。此後不久，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簽署了他的第一項立法：《Lilly Ledbetter公平薪酬法案（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該法案將在每一次受到歧視性薪酬發放後的180天後“重返起點”。
大多數老成員都經歷過爭取性別平等的鬥爭
儘管我們的工會合同在1942年禁止了就業歧視（當時種族和性別歧視不僅是普遍做法，而且被廣泛接受），但多年來，IWA合同仍然允許管理層向女服務員支付的費用比男服務員少，而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的工資比客房服務員（ Housemen）少，儘管他們的工作非常相似。
大多數老會員可能還記得，在1980年代初期，我們的工會積極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1981年，與君悅酒店（Grand Hyatt）進行談判時，工會贏得了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和客房服務員（ Housemen）的同等報酬。同年，前HTC主席Vito Pitta將同酬問題提交仲裁。近四年來，當時的仲裁官Millard Cass拒絕頒布裁決。因此，在1986年，我們工會根據《同酬法》和《民權法案》第七條代表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提起了訴訟。僅五天后，仲裁官Cass頒布了一項決定，使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和客房服務員（Housemen）之間的工資相等，但允許酒店每週為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分配最多三個額外的房間配額以節省資金。
我們的工會不斷進取，將資源投入到訴訟中。最終，在1990年，酒店協會（Hotel Association）和工會在合同談判中達成庭外和解。該協議取消了仲裁員臭名昭著的“三間房間的決定”，並要求為所有有機會打掃的額外房間的客房清潔員（Room Attendants）支付額外工資。此外，還提高了所有夜間工作婦女的工資水平，以及提高了未按照仲裁官在1985年工資平等的裁決享有平等工資水平婦女的工資水平。
在爭取平等的鬥爭中的第一人
金斯堡大法官致力於保護我們的憲法和所有美國人的權利。據報導，她在最後的幾年中經歷了極大的痛苦，幾乎從未錯過在法院進行口頭辯論的每一天。
作為一個由婦女、移民、黑色和棕色人種組成的工會，我們要感謝金斯堡大法官率先發起爭取平等的鬥爭。我們向她致敬的最好方法是繼續為爭取公正待遇和正義而努力。我們行業中的非工會工人仍然是工資削薄和被虐待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的收入達到了貧困水平和無法獲得平價的醫療保險，在這場疫情期間顯得極度脆弱，他們沒有合法被召回工作的權力或就安全標准進行工作環境的談判。為了紀念金斯堡法官，我們可以通過繼續努力組織非工會酒店和博彩行業，並建立我們的政治力量來通過有具有意義的立法來保護我們社區的勞動者。
團結一致，
HTC 主席 Rich Maroko
